2030 年二氧化碳達峰目標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標并不是相互獨立的氣候目標，而應該是中國綠色低碳轉型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時間節點，應統籌考慮。

1、做好頂層設計，制定全面低碳轉型的路線圖

氣候目標的實現需要經濟社會的全面低碳轉型，才能標本兼治、長效發展。在 2021 年，中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十四五”規劃(2021—2025 年)編制、2030 年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2035 年建成美麗中國、建國一百周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未來建設的藍圖已經明確，氣候目標能否有機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將決定碳中和目標能否實現。因此，應圍繞 2030 年前二氧化碳達峰、2050 年低排放發展戰略、2060 年碳中和等重要時間節點，統籌公約履約義務(清單編制及信息更新、國家自主貢獻定期更新、全球盤點)和國內發展(五年規劃)，做好頂層設計和政策評估調整。

（來源：中機院）

2、加強創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深入挖掘溫室氣體的減排潛力

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和非二氧化碳類溫室氣體的減排應建立在技術可行、成本有效的技術應用基礎上，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應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和新冠肺炎疫情復蘇的戰略機遇，把握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契機，加速創新技術的研發，密切跟蹤氫能技術、二氧化碳消除技術等的發展和應用。建立健全體制機制，加速創新技術的推廣應用，投資有利于溫室氣體減排的綠色低碳項目，替代傳統化石能源投資項目，避免高碳鎖定，引領疫后綠色復蘇。

3、強化與其他進程的協同增效，關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決定了環境動因的同質性，疊加上行為主體的一致性，催生了解決方案的協同性。氣候目標的主流化，需要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與其他進程的協同增效，如溫室氣體減排與常規大氣污染物的協同治理、里約三公約的協同履約、HFCs 類溫室氣體的減排與《蒙特利爾議定書》下《基加利修正案》的遵約、增加碳匯與海洋綜合管理、流域高質量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等國內重大發展戰略的銜接等。建議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在擬定解決方案和具體工作舉措方面，注重多目標的協同和資源整合，提高政策績效 ;加強不同領域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協作，完善對協同方案(如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等)的氣候績效評估。

4、重視對標能力建設，積極參與碳交易規則制定

《京都議定書》市場機制談判和實施時，我國主要扮演的是參與者，在引進資金技術實現國內減排的同時，也從中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在《京都議定書》第一階段結束之后，中國開啟了國內碳排放交易機制的建設試點，建立了國內自愿減排交易機制，并在地方碳交易試點基礎上啟動了全國碳市場的建設。2021 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啟動上線，成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體系。中國的具體實踐經驗和碳市場的規模體量，可為參與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提供借鑒并奠定堅實的基礎。建議對標國際碳市場對透明度等方面的要求，進一步開展能力建設，包括完善溫室氣體統計核算體系、制定評估減排效果的方法學、建立減排成果產生和轉讓的追蹤系統等。此外，繼續積極參與《巴黎協定》第六條實施細則談判，結合我國碳市場建設的工作經驗，保障規則的公正性 ;在區域及雙多邊合作機制下，加強碳市場機制的合作研究及經驗分享，為中國參與和推動制定相關規則創造必要條件。(作者：劉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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